配線師

1月 11, 2026

文/郭立昌

隨著科技演進的加速，人們選擇職業面對「很難從一而終」的困境；不管其技能有多高超，都有可能失業—例如「配線師、旁白師、排版師」等等，他們的工作都因新技術和新產品上市而消失，特別是人工智慧(AI)興起時，人們更應對職業的選擇，深加考慮。

現在活著的人，可能很少人知道曾經有一個很夯的職業—「配線師」(又稱電線接線師，Wireman)。1960年代，「配線師」是個收入很好，又能向老板拿翹的職業，因為全部的電器都需要「配線師」來把電線作最好的配置，產品才能出售換錢，所以老板絕對不敢得罪配線師，而配線師的地位也非常地高，高至無人能仰視。

1960年代的配線師 (AI 生成)

但隨著我開發的產品越來越多—例如端子、連接器等，我推廣的「共用接地」概念，造成配線師的重要性越來越降低，直到我們開發成功手提式「電晶體卡式收錄音機」(transistor cassette recorder)，又把電木板升級為「印刷電路板」(PCB)，配線師這職業突然從地球消失矣。這不是小問題，而是台灣工業史的一個關鍵節點。

請問您是否知道，在不久的將來有多少職業會如同「配線師」消失？居安思危，防患於未然，所以，我們要更加努力為台灣開出路—這絕對與您有關。

回顧1960年的電線，都是「2.54 mm」 (0.1英吋—1分)直徑單芯銅線—這是機械加工與鑽孔能力的關卡，可見當年能鑽透2毫米以下孔徑已是高等工藝；其次，1960 年代的電器特性是，「無開關電源、無過流保護IC、無溫控保險絲」，卻大量使用「馬達、變壓器、電熱器」，2.54 mm 單芯銅線橫截面積約「5.07 mm²」，可承受「10–30A瞬間電流及長時間使用」，即使絕緣老化，或是焊點接觸不良，環境高溫，仍不致立即起火—這是「保守工程」的典型尺寸。

當年所有零件都是「先決定機械尺寸，再配合電氣」，但有老師傅的「經驗、手感、目測、聲音(聽音辨位）」能力—用眼睛就能分辨、用手摸就知道是否過熱，還有彎折不易疲勞斷裂，剝皮不易傷芯，2.54 mm 是「人類感官最適尺寸」之一；所以，配線師的地位無人能企及。

後來「印刷電路板」(PCB)世界的「2.54 mm pitch」正是沿用這個工業母尺寸—不是PCB 定義了電線，而是「電線與機械工藝」定義了PCB」；隨著科技之演進，「2.54 mm pitch」再進一步定義「中央處理器」(CPU)的腳位間距。

簡言之，1960年代在「材料不可靠、保護不足、計算不即時」的時代，人類用經驗選出的「最安全、最耐用、最不會出錯的尺寸— 2.54 mm」，它代表的是保守工程、對火災的敬畏、對失誤的包容、對人手操作的尊重；因此，配線師打開電器裡頭大束的紅色電線黑色電線，說：「這就是技術！」根本無人敢反駁。

配線師在眾人的簇擁之下，吃香喝辣了幾十年，對於電器的「過熱、爆炸」等等問題，視之如家常便飯，完全無人圖思改善。

我在1962年9歲時，遭遇嚴重的狙殺後，存活下來，突然間開竅，而開始努力鍛練自己的技藝；到了1963年，我已經10歲了，已經能生產一些簡易的電器零件。每次去電氣廠交貨，總會聽見「配線師」在吹牛，老板皆奉若上賓，生怕他們不來上班，形成奇特的景象。

1963年有個自稱大同公司的人來到台南市崇安街45號，說他們公司要做冷氣機，需要「散熱片」；花了幾個月工夫，我幫父親做出散熱片的樣品，父子倆扛著一大箱樣品，千里迢迢到了台北大同公司，錢被那人騙光，還被大同公司守衛轟了出來，只好去「台灣療養院」(台安醫院)向姑丈借錢搭火車回台南。

姑丈是個電氣大師，負責台安的維護部，他打開電視機給我們看，密密麻麻的電線，被真空管烘得熱熱地。姑丈指著電視機內部說：「台灣還沒人做這些部品---」父親聽了竊喜後，趕緊舉債又做了新機器。

我的父親被稱為「什麼都能做」的工藝天才，我們家裡卻只靠我祖母拿一把「小剪刀剪紙」養活一家九口。父親曾經很驕傲地說：「大量生產？那不是侮辱我的智慧嗎！」他最大的興趣是，舉債去做出還沒人做過的「新物件」，然後把機器和模具送人，還對我說：「我們要有貴族的氣派，給了會生更多！」

最現實的是，祖母的背越來越彎曲，連穿線都得找我幫忙，仍然得每天貪早摸黑地賺錢養家，還得煮飯餵一個又一個的孫子—因為「一碗飯七個人吃」。

竊喜之餘，父親完全不理散熱片的債務，仍拉著我到鴨母寮菜市場再起一個「互助會」，做新的機器，但是深拉筒連續沖模的「步距」(pitch)他用圓規定寸出來的—那時完全沒有工具機，精度不夠，所以連續沖製不到一百個，模具就毀損了；他直到被捕入獄，根本沒去想解決之道，十足的「配線師性格」。

1965年6月，台南市公園小學畢業前，我已經能獨力做出整組的「深拉筒連續模具」，自製自動送料機構，組裝自動沖床，生產精細的「愛列多」(eyelets)—長度大於直徑—以前用於鞋子穿線用的「哈多瑁」(ハトメ是愛列多的日文名)都是直徑大於長度，去電器廠交貨時，配線師仍然相當高姿態。

被白色恐怖判刑的父親，1965年11月叫我丟掉書包，陪他跑路到高雄，說要去做「高雄加工出口區」(KEPZ)的生意，卻是每天不見蹤影，回來只能伸手向我要錢，我乾脆把賺來的錢放進「透明玻璃罐子」，他想用錢就去拿。某日他對我說：「足衰小(很倒霉)，怎麼做的都是歹鐵仔(廢鐵) ！」

裝錢的透明玻璃罐子

我在國民市場後面的中興街16號用甘蔗板搭起來的小工廠，他無法在裡頭呆兩分鐘—說「要絕氣了」就跑出去，表示如果在台南，他就把機器拿去送人了，以免礙眼；但我卻用來製造「戒指、油燈、鉸鏈---」，賺錢給他們花用，堅持一邊賺錢一邊改善，等待春天來到。

1965年12月，父親叫我陪他去鳥松澄清湖澄清寺看他的連襟—姨丈釋惟勵法師(俗名許麗煌)，他仍然怨天怨地，姨丈拿了一本線裝的《六祖法寶壇經》給他，叫他好好看；但他丟到牆角，此生再也沒翻開來看過。

後來他就被捕入獄服刑，我就把甘蔗板工廠命名為「成光金屬加工廠」，每月至少3-5千元營收養活一家九口，也讓他在台南市新生街好過一點；幸運的是，我卻從《壇經》的36對中悟出10個工程(pitch)連續沖模，不必用圓規就可以定寸的「ㄇ型複製法」，使模具可以沖製至「100萬個」—直到孔徑變大才更換新模，才能在春天降臨時開花結果。

我在高雄國民市場有100個客戶，支撐我每月賺3-5千元，給我的母親(簡稱阿金)帶回台南去發落；但某日市場放假，我回台南卻看見被警察打斷小腳的祖母躺在床上，全是尿騷味，床邊有個被打到鼻青臉腫的四弟，三弟不知哪裡去了。家中竟然只有鄰居施捨的「菜豆粥」！

我只得放棄高雄搬回台南，才能照顧一家人，卻失去了高雄的收入；姨婆的女婿—留日博士阿偉，和上述的台安姑丈回台南合夥在立人路開了一家「萬隆電動玩具工廠」，問我要不要工作？聽說一個月有500元就去了，我又遇見配線師現象。

萬隆製的電動玩具可以在迪士尼樂園看見：消費者拿槍瞄準移動中—由鏈條驅動的「蓬車」或「紅蕃」鉸鏈，扣板機就會連線至「繼電器」(relay)—會伸出一段小柄，若擊中紅蕃就得分獲得獎品。擅長配線的姑丈仍在吹噓著配線技術，他和父親是小學同學，皆號稱「技術者」，不過，萬隆只撐了三個月就關門大吉，我創設的「成光金屬加工廠」卻還在撐著，後來升級為「成光精密工業有限公司」，造福世界。

1966年11月萬隆關門後，我在崇安街45號掃地，聽見有敲木門聲，打開來看見一個巨大的身影—我那時還不到140公分；訪客的翻譯說，他們是「美商全球電子公司」來KEPZ設廠，想找「愛列多」(eyelet)。扯了半天，我問他們具體的尺寸是什麼，後天來拿樣品；果然後天他們來拿樣品，高高興興地走了。

然後，來來回回修改了幾十次，樣品合格後，他們又要了「承認書」(Approval Sheet)—這份影響台灣精密工業史的書面資料，我仍然想方設法做出來給他們，在1966年12月終於拿到訂單，我的「ㄇ字複製法」發揮功效，僅一週工夫，我就完成十萬元訂單，淨賺了九萬元—當年公園路和成功路口的土地一坪約300元，去鴨母寮菜市場還清父母的欠債。

我的成光和全球做成生意最大的困難，來自於我的父母，每天都在給我壓力，反複叫道：「妄想和美國人做生意，眼睛被遮，爛佛(睪丸)被割走！」但是，最實際的是，九萬元他們可以去做假牙，買新衣服，買當年一顆200元的富士大蘋果吃。

為了「英文版承認書」，我去找成功大學電機系姚靜波教授，他看見「機械特性」時，趕緊去找機械系馬承九老師來，研究如何完成「承認書」；在那短短幾天裡，我體會到學理的重要，把兩位大學者的贈書看了又看，而能在接下來的挑戰中，過五關斬六將。

我免費為全球電子公司開發的電子零件，使他們成為「Channel Master」(頻道之王)的利器；看他們的原始設計後，我開始和他們溝通「共用接地」觀念—最終他們接受，整個電器變得相當清爽。

作者早年無償為全球電子公司開發的零件

接著我幫永福電器公司開發的「幸福牌」(Lucky)手提電晶體收錄音機成功，配線師突然有一大群失業；再下來，我把電木板升級為PCB，配線師全部失業—從我發現問題到他們失業前後僅十年。

1969年全球宣佈「淘汰真空管」，我的電氣業客戶大部份倒閉，屍橫遍野，只有永福電器的陳永田先生還在苦撐，我幫他開發了幾個產品之後，「手提式電晶體收錄音機」成功地獲得美國猶太買主訂單，不久他即在永康建了萬坪工廠。

陳永田先生在慶功宴上，藉著三分酒意問我的父親(簡稱阿坤)：「老郭，你怎麼有那麼才情的兒子，我怎麼沒有？」阿坤居然回來把我臭罵了一頓，我只得蓋了一間又一間的工廠，給他當董事長，完全沒有配線師的遭遇。

以前走出崇安街，面對的就是成功路，跨過馬路就是忠義路，走過幾間店就可以看見「中華戲院」。1950年代戲院裡放映的電影，都需要「旁白師」來說明。

「旁白師」是1950年代台灣的一個重要的職業，每家戲院至少配備一位以上的旁白師，掌控情緒、翻譯世界、即興創作，讓沒有聲音的黑白電影顯得生動，才能吸引觀眾花錢買票進場，所以旁白師可算是戲院的衣食父母。可惜，不到1960年，有聲電影來襲，聲音刻進膠卷，現場旁白師一夕失業；不是他們不會說話，而是被新技術淘汰。接下來，「配線師」的淘汰，在在驗證科技如同洪水猛獸。

如今「人工智慧」(AI)崛起，「字幕君、翻譯員、配音者」面臨同樣的斷層—又有危言道：「AI逢師必除！」他們並非技藝不足，或是不夠努力，而是系統已能自洽，語言即時生成、演算法複製情緒，人淪為備援。旁白師及配線師悲歌警示：「被淘汰的，從不是技藝，而是『角色』本身」。若人僅知重複，無法定義系統、創造方向與價值，技術升級中，被滅絕的，終究是「人扮演的角色」。

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，為APEC領袖會議代表、第三部門專家，倡議「反貪腐(AC)/ 非現金(Cashless)/ 電商(E-Com)/ ICT/ IPR/ IIA-TES/ 微企(MB)…」贏得國際法案。